乾隆大力禁止的一件事,100多年后,成了灭亡大清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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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一月,福建兴化府仙游县生员李冠春跑到福州,拦了福建巡抚钟音的轿子,投递条陈《济时十策》。结果钟音不但将他抓起来审讯,还派人到他家中掘地三尺,看看有没有其他违禁书稿。

按大清律例,“生员不许一言建白”。乾隆大力禁止此事,而书生的这些改革方案,在统治者眼里,自然是荒诞迂谬的。不过,仅限于此,李冠春可能还不至于死,要命的是,他踩了雷区,提出“请改明季衣冠”。

这么一来,李冠春人头落地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李冠春献策被诛案在《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中仅有四个相关档案,案子虽小,但为此案上折子的,全是省部级官员。

也就是说,在乾隆朝,思想钳制并不仅仅是文宣系统的职责,军、政、学皆责无旁贷,地方上出了坏分子,几套班子都没有好果子吃。

乾隆在上谕中,借警告陈宏谋(钟音的前任)敲打了那些对异议分子不够重视的地方官。

其实,两年前李冠春就曾将《济时十策》呈送过陈宏谋,但原稿中并无服色、河决诸说,所以陈宏谋没有当回事。但乾隆认为,以陈宏谋的为人,即便有此等荒谬之语,他也不会将李冠春怎样。这一点,乾隆倒也说得不差。陈宏谋是一个以清廉、爱民出名的名臣。

在乾隆心目中,因为陈宏谋未能及早发现苗头,放纵了李冠春,才导致他越走越远。说到最后,乾隆对陈宏谋亮剑了:下次再不忠诚不老实,就别怪我无情了。

这么一来,那些封疆大吏,谁敢不盯紧治下不肯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们,把所有不稳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但是,乾隆三十八年年底,找死的又来了。

59岁的山西人戎英跑到四库全书馆献书,称于河图洛书中衍出《万年配天策》一本,又见朝廷欲扫平金川,别作《天人平西策》,还开列了幼年所作之书,如《避炮攻碉法》等,“恳求奏闻”。

这个迂腐呆子所献的兵法,在上奏折的军机大臣眼里,虽都是小说中的无稽之谈,但他们还是秉承不能错放一个的原则,除了将戎英关押外,还请旨派人到戎英的家中搜查有无不法字迹。

此话正中乾隆下怀,于是乾隆命山西按察使派人前去搜查,若发现有悖逆语句,即从重从严处理。

抄家人员将戎英家掘地三尺,也没有发现什么悖逆语句。但戎英最后还是被发配到乌鲁木齐种地,以示警诫。

戎英献书七年后,广西平南县生员吴英又演了一出“拦舆献策”的戏码。

吴英献策时已是六十高龄,平时靠训蒙度日。一开始他便声明,他献策是为“广圣恩、固国本”,他也明白,以生员之身而行此举是在找死,但是为国、为民、为自己,还是得说。

吴英所献五策——备荒、盐政、弭盗、种烟、减僧,逐条看去,可不可行另说,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而且,他也没扯什么更易衣冠。

但是,他踩到了一个更大的雷区——没有避讳皇帝名字:“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是圣上有万斛之弘恩……”

吴英是不懂?不可能。估计是疏忽,忘了致命的“弘”字,也没有专业校对来把关。结果,就因为这两个“弘”字,吴英被凌迟处死,他的兄弟子侄凡在16岁以上的,均被斩立决,其妻、妾、幼子等均沦为奴仆。

儒家提倡修齐治平,读书人学得满腹经纶,如果不货与帝王家,什么都不是;但屡考不中怎么办?

上书、献策是首选。自汉尊儒始,历代书生都有公车上书的传统,而上书人多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朔了。这条传统的上书之路,到了清代,就被滚滚人头堵住了。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爱国书生,前仆后继,把肉往砧板上送,染红了康乾盛世。

吴英实在死得太惨了,爱国书生们应该都被吓破了胆,自乾隆四十五年后,文字狱仍不断,但天真自撞的倒是没有了,全国噤声,万马齐喑,乾隆的目的也达到了。

只是,115年后,公车上书再次出现。这一次,书生们不再孤军奋战了,康、梁振臂一呼,18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数千人参加,统治者再也控制不了了,大清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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