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和后现实主义的海权


南风窗

 

全球化本质上是海洋性的,它需要依托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因而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就成了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在《21世纪海权指南》一书中,杰弗里·蒂尔开宗明义就指出:新世纪的海权将是全球化世界中的海权,尽管对全球化的看法国际社会意见多歧:有的欢迎,有的怀疑,有的将信将疑,但全球化势将“成为21世纪初战略环境的核心要素”。


全球化给国际安全带来了新情况。蒂尔认为,全球化鼓励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国家主权的神圣性受到各种跨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而逐渐削弱,于是出现了是以国家为中心来思考战略还是以体系为中心来思考战略的两种方法。


全球化本质上是海洋性的,它需要依托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因而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就成了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蒂尔指出,面对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关于21世纪海权性质的不同观点,即后现代观点和现代观点。


插图 茶茶


后现代主义者断定全球化将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继续下去,这将是一个新的充满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富于挑战性和机遇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体系防御将会成为各国海军政策的核心。


而现代主义者则对此十分质疑,他们坚信“竞争和战争永远与我们共存,战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特征”。把立足点放在防备国家间冲突会随时复发和全球化将会解体才是硬道理。


由此,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海军建设和海洋战略理论。尽管两者都认为海军的使命是要承担起实行“海上控制”、“海上投送”、“海上秩序”和“海上共识”这些海权目标,但彼此的内涵和侧重点却大相径庭。


后现代的观点认为,海权位于全球化的中心,全球体系主要是建立在海洋运输的基础之上。由此出发,一方面,要以大洋为家;另一方面则要求海军要具有广泛的能力,能够应对各种类型的冲突。


具体地说,它的使命应当是:在“海上控制”方面,后现代海军可能更侧重于濒海地区,而不是在大洋深处对抗敌对舰队;在“海上力量投送”方面,由于濒海地区是大多数人口、工业和贸易的聚集区,也是威胁出现的集中区,因此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为后现代海军力量投放的“天然空间”;在维护“海上秩序”方面,由于有虚弱的沿海国家存在,这就需要后现代海军负起这一管理责任;在“本土”与“海外”的两个维度上,后现代海军对“海外”更为关注,它要充当海上国际警察的角色。


概括而言,后现代主义将海军和海权的重心聚焦在维持国际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上;聚焦在面向以海为基的贸易体系上,而不是单纯自保的国家利益上;聚焦在培植海军的软实力上,而不是一味强调武力威胁和武力使用。


现代主义则与之不同,它主要关注于国家防御及其当前利益。



在经济政策方面,它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对维护世界贸易体系方面合作意愿较低;在对世界前途的认识上,它持悲观态度,认为全球化将难以为继,世界仍然处于互相竞争和敌对的状态,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经济融合并不能够避免战争的发生。


为此,它在确定海军任务的轻重缓急上与后现代主义有着颇为明显的区别。它更强调海上威慑力量的建立和加强,尤其致力于对海上核威慑力量的追求。


在“海上控制”方面,它是“马汉主义”的当代版,认为国家间的对抗才是海洋矛盾的主体,主张立足于压倒对手的战争准备,并把战争方式定位在高烈度的“舰队对舰队”作战上。


在“海上力量投送”方面,它聚焦于保卫国家间的均势和所谓直接威胁这一均势的国家身上,维护贸易体系的意愿远低于获得对于对手的战略优势。


在维护“海洋秩序”方面,它更关注“排他性地保卫本土海域国家利益和主权”,而对遥远的“海外”所发生的安全事件则相对漠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蒂尔也意识到,这种区分是比较粗糙的,简单的,有些只是学理上的。事实上,国家多是对二者各有取舍,并不那么纯粹。


蒂尔还主观地认为美国及欧洲的发达国家是天然地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这显然也缺乏依据。尽管如此,把全球化和海权问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 | 广州市政府参事 李哲夫

编辑 | 赵义 cll@nfcmag.com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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